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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我国保险行业流转税税负研究

点击次数:59  更新时间:2018-08-13 16:51 

    内容提要:本文以沪深A股保险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营改增前后流转税税负的变化,研究保险业营改增的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营改增对保险行业的减税效果愈加明显,且大型保险公司较中小保险公司减税效果更为显著,但不同业务类型的保险公司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保险业增值税制度的思路,也为保险公司加强税费核算与管理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 保险行业 流转税 税负
    2016 年5 月1 日营改增在我国全面推行,金融业正式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保险业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分支,具有险种类目繁多、业务情形复杂等特点。保险业实施营改增后,企业是按保费收入的6% 缴纳增值税,并延续营业税原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一年以上返还型人身保险和农业险、出口货物相关的保险免征增值税。但如果把6% 的增值税税率比照营业税价内税换算,税率应该是5.66%,与原5%营业税税率相比,反而增加0.66个百分点,因此实际税负的高低更多的取决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大小。
    目前,关于保险业营改增后的流转税税负变化,盛和泰(2014)认为,保险业的业务之间存在异质性,应区分不同业务性质来设计不同的增值税税制才能充分发挥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彭雪梅、黄鑫(2016)则通过模拟测算发现营改增会对不同规模保险公司的税负产生不同的影响;尹音频、魏、敏洁(2017)认为,由于保险业具有“高中间投入”和“低增加值”等特点,实施营改增可以导致其可抵扣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金融业,使得保险业的实际税负会明显低于其他金融业。本文以A股保险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的研究,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营改增后的保险行业流转税税负如何变化;二是营改增对不同规模保险公司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三是营改增对不同业务类型的保险公司的政策效果是否一致。研究旨在为细化和完善营改增政策提供思路,同时,也为保险公司加强税费核算与管理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流转税税负变化分析
    本文基于保险行业上市公司2015~2017年报、半年报披露的相关数据,结合保险公司的规模和业务类型,分别计算其营改增前后的流转税税负,剖析税负变化的原因,进而从政策制定、行业治理和公司层面等不同维度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保险公司简介
    1. 公司简况。目前我国A 股市场有六家分类为保险业的公司,分别为天茂集团、西水股份、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和中国人寿。其中,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寿成立时间较早,是深耕于保险领域的传统保险公司。这四家保险公司近年来依靠在保险领域的深厚积累,进一步推进业务多元化布局,搭建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如中国平安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主营业务为一体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而天茂集团和西水股份则是通过收购保险公司的股权实现业务转型。其中,2016 年3 月天茂集团收购国华人寿51%股份,业务结构由医药和化工两块业务并重转变为以保险业务为主,2016 年保险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96.64%;西水股份原以水泥生产制造为主要业务,通过多次收购天安财险的股权(截至2016年3月共持有天安财险50.87%的股权),其保险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高达97.32%,两家公司均已成功转型为典型的保险公司。
    2.公司规模和业务类型。在六家公司中,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等四家公司的资产规模均达到或接近万亿元,且营业收入规模均超过千亿元,被划分为大型保险公司。而天茂集团和西水股份2016 年因并购事项由制造业公司转型为保险业公司,转型时间尚短,规模相对较小。与规模最大的中国平安相比,天茂集团的资产和收入规模分别仅为平安的2%和6%,西水股份的资产和收入规模也都不及中国平安的4%,故这两家公司为小规模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业务类型主要分为寿险和财险两类,不同险种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亦有所不同。为了探究营改增是否会对不同业务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公司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参考彭雪梅、黄鑫(2016)以市场份额为标准的划分方法,即以市场占有率8% 为标准,对六家公司按业务—规模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划分。其中,中国人寿的国寿寿险、中国平安的平安寿险、新华保险的新华寿险、中国太保的太保寿险为大规模寿险公司,天茂集团的国华人寿则属于中小规模寿险公司。财险业务类型中,中国平安的平安财险和中国太保的太保财险为大规模财险公司,中国人寿的国寿财险和西水股份的天安财险则属于中小规模财险公司。
    (二)税负变化分析
    对于税负水平的衡量,本文采用基于保费业务收入进行计算的方法,即流转税税负=流转税/保险业务收入(尹音频、魏,2012;盛和泰,2014)。
    测算数据的来源,本文则基于审计后的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作为流转税税负计算的依据。虽然报表数据的细化程度会受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的限制,但数据的客观程度较高,可以避免税负计算分析中的主观偏差问题(刘代民、张碧琼,2015)。
    1.不同规模公司的税负情况。本文首先按公司规模讨论营改增前后流转税税负的变化情况。营改增前保险公司的流转税主要为营业税及附加税费,而营改增后流转税则变为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由于保险业自2016年5 月1日开始全面改征增值税,因此用2016 年年报数据无法准确体现营改增前后的税负变化,故本文选择2016 年下半年与2015 年下半年、2017 年全年与2015 年全年两组税负数据进行对比。其中,2015 年下半年和2015 年全年税负的计算采用营改增前流转税税负率,公式如下: 
  

    营改增后,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因此“税金及附加”项目并不包括增值税,只能通过以增值税为基础计算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倒算出公司营改增后的增值税税额,进而计算营改增后的流转税税负率,计算公式如下: 
  

    四大保险公司营改增前后流转税税负变化如表1 所示。
    从2015~2017 年四大保险公司的流转税税负率变化看(见表1),2016年5月全面营改增实施的当年,由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扩大和征税类型的改变,2016 年下半年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的流转税税负率较均比上年同期有所上升。但在税收政策变革方向的指引下,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和税务及内部管理的优化升级,四大保险公司2017 年流转税税负率较2015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高降幅近40%.说明虽然在政策实施的初期,营改增并未完全发挥减轻税负的作用;但在改革实施一年后,营改增避免重复征税、全链条抵扣的政策优势逐渐显现。加之保险业营改增后仍保留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大型保险公司总体流转税减负效果显著。 
  

    由于西水股份和天茂集团2016年3月才转型为保险类公司,故本文选取其2016年下半年和2017年下半年税负数据进行比较(见表2),旨在分析营改增推进过程中中小保险公司流转税税负变化趋势。

    从表2可以看出,并购天安财险的西水股份营改增实施一年后税负下降显著近40%,而并购国华人寿的天茂集团流转税税负率却出现大幅上升,达到135.7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天茂集团旗下的国华人寿以长期储蓄和风险保障业务为主体,主营的是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其中寿险业务保费收入超过总保费收入的98%,其业务结构和盈利来源相对单一,业务整合和优化调整的能力相较大规模保险公司而言较差;另一方面,因为国华人寿以个人渠道寿险为核心业务,且2017 年团体保险业务较上年有所下滑,个人寿险保费收入达到寿险保费收入的99%以上,理赔支出难以取得增值税进项抵扣凭据,导致流转税税负上升。然而,考虑到天茂集团的流转税税负率本身就很低——营改增之前是0.24%,营改增之后,即使税负率增加了135.72% 依然只有0.56%,尚不到1%。其中可能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虽然营改增之后其税负率提高了,但我们只能认为它是税负率的恢复性增长,仍远未达到法定税率的水平。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保险业务类型不同,营改增以后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同,所以,营改增之后其流转税税负率不同。
    2.不同业务类型保险公司的税负情况。大型综合性保险集团,往往兼具寿险和财险业务。两者服务对象和类型差异较大,适用的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亦有所不同。为进一步分析寿险和财险在营改增过程中的税负变化,本文选取信息披露较为全面的中国平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计算其寿险和财险营改增前后的流转税税负率。
    从表3可以看出,全面营改增初期的2016年下半年, 平安财险的流转税税税负比上年同期有明显下降,下降幅度高达61.85%,而同期平安寿险的流转税税税负率却提高了32.21%.从表3还可以看出,2017年与2015年相比,平安财险和平安寿险的税负率均下降,只是财险税负率下降程度更高。原因在于:其一,寿险业务主要针对个人,理赔付款时难以取得增值税进项抵扣发票,因而会使得流转税税负率高于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财险,因而寿险的税负率下降幅度小于财险的下降幅度。其二,保险公司取得的保费收入一般会用于投资进行增值,特别是对于寿险公司,由于其保期较长,沉淀资金很大,所以其用于投资业务的规模较财险公司大,且保险公司的投资多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权益型或债券型基金及相关理财产品。而营改增后,持有至到期投资及类似金融产品的利息收入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公司债利息收入无论是否持有到期,均需缴纳税费。与营业税时期相比,营改增后的税基有所扩大,但其运营支出如给付支出、存款利息支出等均无法抵扣,这使得寿险公司投资业务应税范围扩大近50%.如2017年平安寿险投资收益达到1 095.66 亿元,远超平安财险的114.65 亿元,寿险公司持有至到期投资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近50%,亦超过财险公司的不到20%.因此,营改增后征税范围的变化对寿险公司的影响更为明显。
    二、结论与建议
    理论上,营改增的全面推行可以通过避免重复征税支持我国保险公司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激发社会对购买保险的动机和意愿,为保险行业注入更多活力。通过上述分析,除天茂集团流转税税负在营改增后税负恢复性增加了0.32 个百分点外,其他五家保险公司的流转税税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实践上证明了营改增对保险行业减税的政策效果和改革方向的正确性。然而,通过对中国平安不同险种营改增前后流转税负担率的分析,发现:一方面,由于寿险业务主要以个人渠道业务为主,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其税负率大于财险公司税负率;另一方面,寿险的再投资业务受营改增征税范围的变化,导致其税负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营改增的减税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 完善进项税额抵扣制度
    根据前文对流转税税负变化的分析发现,由于保险业务面对的很多是非增值税纳税人,赔付支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能否根据赔付支出抵扣进项税额对于营改增实现进一步的减税效果至关重要。国际上对于保险业增值税进项税抵扣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澳大利亚的做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被保险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保险公司既不计算取得保费收入时的销项税额,也不计算赔付支出时的进项税额,而是将相应的增值税额直接从赔付支出中扣除(曾宪标等,2015)。而当被保险人为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保险公司取得保费收入时计算销项税额,在赔付支出时可自行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该种方法由于不同主体纳税义务不同,需要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进行准确区分,且无法充分发挥增值税抵扣链条的税制优势。第二种是新西兰的做法,即保险公司取得保费收入时需缴纳增值税,而当被保险人索赔时,保险公司除支付保险赔偿款外还需支付相应的增值税额,该部分款项即为保险公司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吴祥佑(2011)认为,新西兰做法较好地贯彻了增值税普遍征收的原则,同时避免了澳大利亚做法的征管复杂性。王艳,贾智渊(2015)亦认为我国保险业可逐步向新西兰模式转变。故本文建议应对现行保险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完善。如:当保险标的出险, 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时, 保险公司除赔偿约定的保险金外,还须向被保险人支付增值税进项税额。当被保险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以其向保险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凭据确认和抵扣进项税额;当被保险人为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保险公司根据税务机关核定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或比照税法关于从农民或农村合作社购买农产品实行价内扣除的增值税抵扣方式,根据赔付支出的金额进行价内6% 的增值税进项税扣除。
    这样,可以保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更好地实现营改增的减税效应。
    (二)完善保险业税收优惠政策
    综观国外保险税制的总体情况,保险业税收制度具有税率较低、税基较小、按险种类型不同区别征税三大特点。即一般先采用适度税基,实行低税负保证基本税收,然后再择机调整增加适用较高税率的业务和项目。我国采用的方式与之相反,先设计大税基,再逐步增加免税项目和税收优惠。两种处理方式适应各自不同国情,各有利弊。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发现由于保险公司再投资业务征税范围的扩大对营改增减税效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作为税收政策的制定者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于2017年6月30日发布《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 号),已从2018 年1 月1 日起实行。该文件对产品管理费、产品利息收入和交易价差的纳税范围和方法进行了规定。其中非保本资管产品的投资收益免税,持有至到期收回的本金和非保本浮动收益,也不征收增值税。其他保本产品的利息收入和未持有至到期的资管产品的转让价差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3% 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这些政策的细化从理论上均会对降低保险公司再投资业务的税收负担起到一定作用。同时,财税〔2017〕56 号文件也明确说明上述政策的暂时适用性,并预计后期还会根据实施反馈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三)强化保险公司的税费核算与管理
    营改增对保险公司的税费核算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挑战,保险公司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规范发票的认证、开具和取得;另一方面,应完善财务管理相关制度,规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便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只有加强公司自身的内部管理,才能充分利用营改增政策给企业带来的“福利”,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