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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点击次数:59  更新时间:2018-12-06 09:20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利用我国2000~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税制绿化度与不同工业污染排放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税制绿化度与工业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工业废水排放则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考虑了排污费的税制绿化度使这些负相关关系均不显著。进一步区分区域研究表明:税制绿化度与工业污染排放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成立,且这一负相关关系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
    关键词:税制绿化度 环境污染 税制优化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甚至成为威胁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为此,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体制”“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下,我国在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总体污染改善还不是特别明显,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与社会公众的期待和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2016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全国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8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仅占全部城市数的24.9%,超标率达到75.1%;在6 124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和良好级的监测点只占35.5%.这意味着我国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因此,党的十九大首次把“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并把污染防治作为今后三年要重点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同时,我国首部“绿色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于2018 年1 月1 日施行。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将致力于污染防治,并逐渐从行政治理手段为主转变为市场治理手段为主,构建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认为,在探索以税收手段为主的市场治理机制之前,应该先分析当前我国税制绿化度与不同工业污染排放的关系。因此,本文拟探讨我国税制绿化度和不同工业污染排放的关系,以期对我国税制完善和改进特别是环境保护税的进一步健全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Pigou 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经典的“庇古税”,即市场机制在调节负外部性活动时存在失灵,可以运用税收或补贴来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但由于污染对社会造成的损失难以衡量,政府无法制定出最优税率(Atkinson & Stern,1974),因而庇古税难以付诸实践。随后的研究对庇古税的实际运用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如采用标准收费法(Bamoul & Oates,1971)、逐步控制法(Burrows,1980)等方法来找到最优税率,庇古税逐渐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很多发达国家开始进行环境税制改革。之后西方学者集中于研究税制改良的效应,提出双重红利概念(Pearce,1991),即开征环境税不仅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还能降低现行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进而促进社会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尽管西方学者对双重红利观点还未形成广泛共识,但环境红利基本得到认可(N a k a t a & Lamont,2001;Cremer & Gahvari,2004;Glomm & Kawaguchi,2008;Ciaschini et al.,2012)。
    我国关于税收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多数学者认可庇古税的思想,主张通过税收手段治理环境污染(杨斌,1986;王松霈,1995),但对于“双重红利”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还存在争论(刘晔和周志波,2010;陆,2011)。同时,不少学者对我国税制绿化度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现行的税制框架不仅呈现出一定的“绿化”特征(吴健、毛钰娇、王晓霞,2013),而且绿化程度已不算太低,但由于长期未设立专门税种,现行税制中有关绿色税种开征的本意也不是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对资源环境的抑制和激励作用有限(饶立新,2008;邓晓兰和王杰,2013)。进一步对比OECD 成员国的数据发现,我国绿色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9%~10%,或者占GDP 的2.0%,较为合理(武亚军,2008)。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税收规模提高不利于降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除了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提高会增加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王娟和王伟域,2016);宏观税负与环境质量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资源税负和排污费与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张希、罗能生、李佳佳,2014)。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从多角度研究税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从实证角度探究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还比较少,即使有少量学者尝试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仍然是初步的数据分析,没有具体讨论税制绿化度的高低对不同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选取除台湾省、西藏自治区、上海市外的其余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4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考察税制绿化度与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定废物排放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区位差异对这一关系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我国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噪声污染等四类,但在环境保护税开征前,我国尚无针对噪声污染的税收,因此,本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m3)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万吨)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且观察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2.解释变量。目前对税制绿化度的统计口径未达成共识(贾康和桂娟,2000;武亚军,2005),邓晓兰和王杰(2013)认为主要有三个统计口径:小口径为排污费占当年税收和排污费的比重;中口径为在分子纳入具有绿化性质的七项税种的收入总和;大口径在分子中还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与环保的相关收入。本文借鉴相关研究,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与环境污染关联度较大的六个税种—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的收入之和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作为税制绿化度(tax1)衡量指标加以分析。另外,本文进一步扩宽统计口径,将具有准环境税的排污费加入,再除以相关税费之和作为衡量税制绿化度的另一衡量指标,用tax2 表示。
    3.其他控制变量。由于增加控制变量不会影响模型的有效性,为避免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薛钢和潘孝珍(2012)和张克中、王娟、崔小勇(2011)的研究,引入了如下可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技术水平、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需要说明的是,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6)公布的2008~2014 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与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公布的数据统计口径不同,为解决该数据跨年度可比性问题,本文基于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的1997~2009 年“中国市场化指数”
    总得分数据,采用完全线性回归方法得到2010~2014年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和描述性统计
    Grossman & Krueger(1994)提出库兹涅茨曲线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恶化再改善的趋势。本文基于此建立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回归模型。此外,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中的人口密度、实际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再加入回归方程,其余指标均为比值,直接加入模型,不再进行处理。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自治区或直辖市,t 表示时间,α i表示不可观测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特征,ui,t是随机扰动项。模型中用lny来统一表示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排放量自然对数),具体回归分析中,分别用lnwater、lngas、lnsolid表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tax为税制绿化度;maket表示市场化水平;protest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的自然对数,即消除效应;lnden 指人口密度的自然对数;tech 表示科技活动经费占GDP 的比重,即技术水平;ind 指工业化水平,用第二产业GDP 占总GDP 比重表示;urban 表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市化水平;open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对外开放程度;compete 表示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GDP的比重,衡量税收竞争;lngdp表示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lngdp2表示人均实际GDP对数的平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1. 总体回归结果。本文采用stata12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采用Hausman 检验来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相关的检验结果见表2.从P值可以判定,除了第5列,所有的方程都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表2第1~3列报告了税制绿化度第一个衡量指标(tax1)的回归结果,第4 ~6 列则报告了税制绿化度第二个衡量方式(tax2)的回归结果。
    由表2的第1~3列可以看出,本文所关注的变量税制绿化度(tax1)与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在1%、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税制绿化度越高,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体废物排放越低,这说明除了工业废水排放外,税制绿化度的提高将显著减少这两类工业污染排放量,因此,我国税制绿化度的提高还有一定的空间;工业废水排放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现行的税制框架已经呈现出一定的“绿化”特征,与目前国内学者的分析一致。
    由表2第4~6列可以看出,加入排污费之后的税制绿化度(tax2)与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定废物排放的负相关关系变得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排污费存在执法刚性不足等弊端,限制了排污费对污染排放、损害环境行为的矫正力度,甚至成为企业排放污染的借口。

    除表2 第3 列外,人均GDP 的系数均为正,平方项的系数均为负,这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这一结论与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相称的,即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拐点之前,经济发展质量还较低。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以上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这也从侧面表明随着国家治理污染的力度不断加大,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确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削弱。
    2.区分差异回归结果。总体样本的回归检验实证了我国税制绿化度对不同工业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进行分组检验,探讨税制绿化度对环境排放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区域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划分,把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这样不仅检验了模型的稳健性,而且也能找出不同变量间的地区差异。结果在表3列示,东部地区回归结果由1~3 列所示,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由4~6 列所示。

    在东部地区,税制绿化度(tax1)与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税制绿化度通过征收的环境保护相关税收收入来衡量,仅体现出税收的约束作用,对税收的激励功能体现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表明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仅通过税收手段难以达到治污减排的目的,亟须通过多方举措来加快环境质量的改善速度。而在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且相较东部地区,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运用税收手段治理污染排放问题更具后发优势,使得税收对环境污染调节作用更为明显。总而言之,除东部地区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外,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排放的负相关关系没有发现显著变化。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除台湾省、西藏自治区和上海市外的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4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我国税制绿化度的高低对不同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区域差异的检验发现,符号方向与前文基本一致;且相较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排放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这一结论对解决我国紧迫的环境问题和进一步发挥税制的环保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继续深化税制的绿色化改革,构建绿色税收体系。首先,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税。2018 年1月1 日开征环境保护税,但此次费改税是基于“税负平移”原则,还存在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下一步应更加突出环境保护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适当拓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覆盖面,如将二氧化碳污染、光污染、农药污染等重要环境污染纳入征收范围;适当调整对农业生产、城镇污水处理厂造成的污染的免税政策。另一方面,对利于环境保护的应税行为给予更大的激励,如在现有环境保护税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对主动使用环境保护技术和设备达到环境标准的企业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
    其次,应以新一轮税制改革为契机,在不增加甚至降低宏观税负的情况下,加快与环境保护相关税种的绿色化改革。例如,适时将高污染、高耗能的有形消费品如塑料制品等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引导绿色消费;将储量少且生产周期长或面临枯竭的重要资源如淡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企业所得税方面,可适当提高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比例,并同时拓宽环保相关收入减免范围,对具有环保功能的资本性资产予以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总而言之,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绿色税收体系,逐步使税制绿化度由“浅绿”向“深绿”过渡,强化税收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
    二是在发挥税收治理作用的同时,逐步构建起跨区域多元治理体系。首先,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呈现出一定的跨区域特征,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各地需加强合作、协同治理,以发挥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应汲取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面对有可能出现的环境保护问题,应早作安排,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其次,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和复杂性,现阶段,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随着《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将不断提高,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不断增强,未来应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环境治理体系,并同时做好环境监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