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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减税降费仍大有可为

点击次数:59  更新时间:2018-11-11 14:01 

    中国还有持续适度扩大减税范围的空间,尤其对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供给行业,相较于增值税,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效果将更为显著,空间也更大。
    2018年三季度GDP增速为6.5%,触及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的下线。国内去杠杆的滞后效应已经开始从金融部门传导到实体经济,部分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出现紧张,甚至断裂。国外外部贸易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对于出口的实质性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暴露。
    在这样内外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中央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有人认为是基于眼前困难做出的临时性的决策,也有人认为是对“大基建还是大减税”的反思,笔者认为减税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不应仅仅作为应急止血的强心针,而更应该成为是具有持续性的供给侧改革措施,未来减税仍大有可为。
    减税力度不足以对冲成本上涨压力
    2018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减轻企业税负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对小微企业、新兴行业的减税政策,3月份更是普遍调低了增值税率1个百分点。官方预测,2018年预计减税降费在1.3万亿元以上。为什么减税力度有增无减,但企业家的切身感受并不明显呢?其根源在于当前的减税力度还不足以对冲企业成本上涨的压力。
    中国的央企以上游企业为主,而2018年PPI向CPI的传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故可用央企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量来简单估算中下游企业的新增成本压力。2018年前三个季度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1.2万亿,同比增长11%,也就是说,近一年来上游原材料价格上升给中下游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在2万亿左右。即使如预期,2018年减税降费达到1.3万亿,显然还不足以对冲成本上涨的冲击,无法有效刺激企业投资,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调节效果也难以有效显现。
    从细分行业投资增速来看,利润供给结构的扭曲对于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部分新兴行业,从趋势来看已经连续数月处于下降通道。当期的利润是下一期扩大投资的重要基础,而当期利润明显下降可能对下期投资带来负面影响,未来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仍不乐观。
    美国的减税措施极大地改善了企业盈利状况,有效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2018年二季度GDP增长率达4.1%,创2014年三季度以来新高。而中国产能过剩行业出现暴利,非过剩行业企业利润增速放缓甚至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更加需要结构性的减税措施来调节扭曲的财富分配效应,降低非过剩行业企业的税负。
    消费波动反映个税改革和财富效应的叠加
    近期个税方面的政策也是频频出招,先是提升了个税起征点,近期又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继续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实施办法。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社会关于从减税到消费传导的预期有所提升。从历史来看,2005年、2007年和2011年三次大规模的个税改革对消费的影响不一,本次减税对消费拉动作用也需要结合资本市场、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和收入的预期来综合判断。
    单纯从减税的影响来看,本次减税对于消费增速的提升大概在0.2个百分点左右,显然是利好消费的。但是近期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波动迹象,居民加杠杆买房实际上也透支了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了减税的利好。如果房地产价格能够稳定,消费的财富效应不会发生变化,抵消并不明显。但若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下降,那么居民的消费能力就会成倍受到影响。以三成首付为例,房地产价格下降10%,就相当于居民的净资产下降三分之一,进而会使得居民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上重新进行权衡,导致可选消费品的需求下降。
    同样的,股市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忽视。资本市场吸纳了大量的货币,伴随着股市的下跌,也导致居民持有股票的账面市值出现缩水,进而影响到消费者信心,对总需求形成负面打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3月份达到10.1%的年内高点后,一直维持在9%左右上下波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降低企业增值税,毛利高的企业弹性更大
    高税收成本不仅会严重影响创业的积极性,还可能把企业逼到亏损的境地或挣扎在盈亏平衡线的边缘。当税收达到某一个值时,厂商的投资收益可能接近于零。这个“临界税率”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供需格局、劳动成本、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动态变化。当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或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升的情况,企业对于税收的承受能力会下降,临界税率向左移动。对于厂商而言,即使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因素导致“临界税率”向左移动,超过企业的承受范围内,厂商便不愿意再增加投资或者生产。在开放条件下,厂商会选择向税率较低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搬迁。这时,适当降低现行税率,提升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有利于释放供给潜力,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从增值税率降低对于企业净利润的实际影响来看,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按照2017年的28万亿工业增加值,75000亿工业企业净利润估算,减税1个百分点,将使企业净利润提升3.7个百分点,乘数高达3.7倍,具体到毛利较高或者利润总额较低的行业,降低增值税的倍数影响将更为显著。毛利率越高,减税的受益规模越大;减税前利润总额越低,减税增厚幅度越大。如果降低增值税2个百分点,将使得企业净利润提升5000亿左右,占总利润的6.7%。在经济增速换挡时减税,是适应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平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措施。
    从税收占GDP比重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税负水平,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如果仅从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来看: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约为14万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为3.2亿元,占总税收比重约为22.8%,而美国公司所得税占总税收比例仅为8%,OECD的国家略高,平均值也只有9%,中国还有持续适度扩大减税范围的空间。尤其对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供给行业,相较于增值税,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效果将更为显著,空间也更大。
    以2017年3.2万亿企业所得税金额,25%的税率估算,若降低税率10%,即2.5个百分点,对应企业利润将增加3200亿,按照7.5万亿的工业企业净利润估算,相当于企业净利润提升4.3%,是2.5%税率的将近两倍,减税效果将会在企业生产中以乘数效应反哺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中国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议下决心扩大减税力度,变“行政手段去产能”为用“经济杠杆去产能”,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为中国经济注入持久的增长动力。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